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民族矛盾、社會經濟矛盾和意識形態沖突不斷加劇。國際安全形勢發生了明顯改變。由于冷戰的結束。包括《禁止化學武器公約》在內的一系列國際軍控條約的簽署和生效,傳統的正面作戰使用核生化武器(又稱CBRN,即化學、生物、放射性、核)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自美國“.9•11”事件后,恐怖主義活動與世界主流社會形成了以不對稱戰爭形式對抗的態勢。其對抗越來越不擇手段,使用核生化手段進行恐怖襲擊有隨時發生的可能性。
一、核生化恐怖活動的分布特點
核生化恐怖是指恐怖組織或個人以非戰斗人員為主要目標,通過直接投放放射性物質或施放生化等毒劑,或者破壞核化工業設施和有毒有害物質運載工具。直接威脅國家安全和公眾生命。有預謀、有目的地引發嚴重的核生化危害,引起社會動蕩和環境破壞的一種恐怖活動方式。
典型案例有1995年3月20日奧姆真理教在日本東京地鐵制造了沙林毒氣恐怖事件;1995年4月19日日本橫濱車站發生毒氣事件;1995年8月俄羅斯車臣恐怖分子在沙利地區制造化學恐怖事件等。
1995年11月俄羅斯車臣恐怖分子又在莫斯科伊斯馬伊洛夫公園制造了核恐怖事件,恐怖分子把銫一137和一些爆炸物裝入一個小瓶,投入垃圾桶,雖未引爆,但對民眾造成了極大的心理影響,開創了使用“放射性武器”進行恐怖活動的先例。
1999年底(2000年初,車臣恐怖分子在格羅茲尼頻頻制造引爆氯氣和氮氣儲罐事件,導致大量氯氣泄漏,儲氨罐爆炸,周圍居民遭受嚴重傷害,在該地區制造了恐慌和混亂。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制造了震驚世界的"9.11"事件以及一系列炭疽襲擊事件。在炭疽襲擊事件中,先后有18人感染炭疽,其中5人死亡。
核生化恐怖事件對社會民眾和公共安全造成了嚴重威脅,且呈不斷加劇的趨勢。據美國聯邦調查局的調查資料,美國境內涉嫌使用生化武器的恐怖案件逐年增長。1995年不到10起,1996年增加到20多起,1997年超過40多起。據2006年7月美國國土安全部資助出版的《1950~2005年全球化核生化襲擊事件》統計,在從1950到2005年的50年時間里,全球共發生423起核生化襲擊事件,累計造成318人死亡。從圖1可以看出,核生化恐怖事件數量和死亡人數不斷增長;從地區分布上來看,北美、歐洲(原東歐和西歐)等地是核生化恐怖事件的熱點地區,分別占核生化恐怖事件總量的31%、28%(東歐和西歐各占14%,見圖2),表明這些地區民族矛盾、社會經濟矛盾和意識形態沖突尤為尖銳和激烈。從事件類型上來看,化學恐怖事件發生次數最多,為239起,約占83%。是最主要的核生化恐怖活動形式 (圖3)。核恐怖主要是放射性恐怖和臟彈事件(即散布放射裝置),主要集中在北美、俄羅斯及原東歐地區。生物恐怖與核恐怖事件的發生數量大致相當,但生物恐怖的死亡人數明顯高于放射性恐怖,大約是核恐怖死亡的4.3倍,說明生物恐怖的死亡率較高,但也不排除放射性物質致直接死亡人數較少但潛伏期較長的因素。
二、核生化恐怖襲擊的威脅程度
美國佐治亞技術學院訪問助理教授瑪格麗特E•競索爾(Margaret E.Kosal)博士利用“蒙特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恐怖數據庫”,分析研究殺傷性武器恐怖事件的發生規律。他認為,在可預見的將來,核生化恐怖事件中,化學恐怖襲擊的發生概率最高,占總量的59%;核恐怖事件發生的概率最低,估計為4%。
國內相關學者對比了核生化恐怖威脅程度,認為化學恐怖比核、生物恐怖更容易實施,
從歷史上的化學恐怖事件和現在的情況綜合分析來看,化學恐怖對現實威脅更大。他們通過對技術要求、資金需求和安全性等因素進行分析后認為,相對于核、生物武器,化學武器的原料更容易獲得,制造技術要求低,花費的資金也不太多,因而與核、生物恐怖相比,實施化學恐怖成功的可能性最大。事實證明,化學恐怖在核生化恐怖中的比例不斷升高,1970—1979年間,化學恐怖事件僅占核生化恐怖事件的10%,1980—1989年間,所占比例上升到43%, 1990—1998年間,化學恐怖事件所占比例己上升至52%。得出相同結論的還有編著有《化學戰與恐怖主義手冊》的斯蒂文•赫尼格(Steven L Ho-enig ),他在《化學恐怖:下一個威脅》的文章中分析“9•11”事件之后,恐怖分子的下一次恐怖襲擊是化學襲擊而不是生物襲擊,其原因是化學襲擊制造的恐怖程度要大,化學毒劑發生作用的時間快,處置受害者的資源與能力有限,難以偵檢和識別,施放較少數量的毒劑就能達到預期效果。
三、各國應對核生化恐怖活動的措施
由于核生化恐怖事件沒有規律,往往是帶有政治報復性的刑事犯罪行為。所造成的社會影響極大,為此各國為了加強對各種恐怖事件和突發事件的應急能力,紛紛建立了各自的應急機制。
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推出的 “聯邦應急方案”為美國現有應急體系模式,該模式包括以下環節:首先由各州和地方政府對災害等緊急事件作出最初反應,如果緊急事件超出了
地方政府處理范圍,在地方申請下,由總統正式宣布該地屬于受災地區或出現緊急狀態,“聯邦應急方案”隨之投入實施。“聯邦應急方案”將應急工作細分為交通、通信、消防、大規模救護、衛生醫療服務、有害物質處理等12個職能,每個職能由特定機構領導,并指定若干輔助機構。目前美國公共危機應急體系的主要框架包括應急通訊指揮體系、消防與緊急救助體系和醫療應急救助體系。
俄羅斯于1994年1月成立了俄聯斯聯邦民防、緊急情況與消除自然災害后果部(簡稱緊急情況部),該部負貴制定國家緊急情況下的處理措施,向國民宣傳并教育國民如何處理緊急情況。1995年該部成立了下屬的緊急情況保險公司,在發生緊急情況時向國民提供保險服務。1997年該部成立了下屬的緊急情況監測和預測機構,對可能發生的緊急情況進行預測并采取預防措施。俄聯邦還通過了《關于保護居民和領土免遭自然和人為災害法》和《事故救援機構和救援人員地位法》等法律法規,構成了俄應急機制的重要保障。
英國中央政府設有國民緊急事務委員會,由各部大臣和其他官員組成。2001年,內閣辦公室之下還成立了國民緊急情況秘書處,進行危機政策的制定、風險評估、部門協調和人員培訓等日常工作,對國民緊急事務委員會提供支持。英國在每個地區都設立了由“緊急規劃長官”負貴的緊急規劃機構,平時負責地區危機預警、制定工作計劃、舉行應急演練。災難發生后,根據性質和情況需要,政府會指定一個中央部門作為“領導政府部門”,各緊急規劃機構負責人必須協調各方面的力量有效處理事務,并負責向相應的中央政府部門如衛生部、國防部尋求咨詢或其他必要的支援。
法國在憲法中規定了緊急狀態制度,給政府的行政緊急權力劃定明確的憲法界限。法國的《緊急狀態法》規定部長會議宣布緊急狀態。內政部長可命令關閉緊急狀態區域的劇場、酒店和公共場所。在建立預防與準備體制的同時,法國國家決策機構和具體負責部門還擬定了詳細的應急計劃,用于指導在生化恐怖襲擊發生時的具體行動。
日本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建立健全了一套以內閣首相為危機管理最高指揮官的從中央到地方的危機管理體系,負責全國危機管理。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地下一層建立了全國 “危機管理中心”,指揮應對包括戰爭在內的所有危機。在日本許多政府部門都設有負責危機管理的處室。一旦發生緊急事態,一般都要根據內閣會議決議成立對策本部,如果是比較重大的問題或事態,還要由首相親任本部長。坐鎮指揮、調度處理。
四、前景展望
面對核生化恐怖事件逐年呈不斷加劇的趨勢,國外各國政府除了加強對各種突發恐怖事件的應急能力以及完善管理機制外,還對生化恐怖事件的研究工作給予了高度重視并投入了大量的研究經費。
美國在國土安全戰略報告中針對核生化恐怖事件制訂了比較詳盡的方針和措施。國防部等4個部門在有關生化恐怖應對方面,2007年投入了56億美元,在投入最高時的2005年,達到95億美元,其中美國國防部經費中每年的研究經費約為6億美元。美國總統2009年的預算草案中,關于生化品和放射性物質的總預算達到112億美元。在美國科學技術政策辦公室公布的2009年科技研發預算中,有20億美元投入到了應對生化品和放射性物質威脅中。美國自然科學基金會(NSF)2007年投入反恐研究經費為3.89億美元,2008年為3.68億美元。2009年預算則為3.79億美元。其中,專項應對生物恐怖事件的研究經費,2009年雖比前幾年有較大幅度減少,但也達到1500萬美元。
英國提出由內政部領導核生化恐怖事件的應急處理工作,建立了協調機制、流程及具體的負責部門。2003年,英國用于生物反恐相關對策的費用達到26億英鎊。
日本2008年10月修訂的《國民保護法》中,專門列出了核生化恐怖襲擊的對應條款。日本文部科學省在2009年概算要求中,應對恐怖襲擊對策投入的費用為12.83億日元。
在應急決策支持系統的研究和開發方面,很多科研機構也獲得了政府的資助,如希臘科技總局資助雅典經濟與商業大學進行危險材料運輸的決策支持管理系統的開發;歐盟委員會“第六個科技發展框架計劃”下的“瑪麗居里“行動和荷蘭經濟事務部的復雜決策支持交互協作信息系統項目。支持荷蘭提耳堡大學和美國新澤西工業大學進行應急環境下決策支持系統的研究。
在當前信息化背景下,發達國家還利用高科技將模擬仿真等應用于核生化防護訓練,陸續推出一些新的防化訓練裝備,而且也十分注重發展核生化監控系統信息一體化的指揮、控制、通信、計算機、情報、監視與偵案(C4ISR)系統,把全球信息感知和全球指揮控制作為聯合作戰的重要能力之一。從高技術戰爭和發達國家的武器裝備發展計劃大體上可以看出,2020年前后反核生化恐怖襲擊的各種裝備將進入信息化時代,逐步實現體系化、數字化、網絡化和精確化的發展趨勢。
偵、防、消、管一體化是核生化監控系統信息化發展的明顯趨勢,組織和實施核生化戰爭和襲擊的綜合防御,融合了核生化集體防護,個人(體)防護和計算機測控等先進技術。
1、“偵”指氣體、液體、氣溶膠、粉塵等形式的核生化毒劑和有害物質的臨場(點源)檢測、短程(開放通道〕偵檢和遠程偵察(定向遙測)。由一系列智能核生化檢測(探測)器等實現。
2、“防”是指濾除密閉區外空氣中的核生化毒劑沾染物和有害物質(煙霧、油霧、硝煙、導彈尾氣等),把潔凈空氣吸入到防護密閉區的濾毒通風以及采取水幕攔截等措施的防護,由濾毒通風裝置、超壓密閉艙室系統、水幕系統和個人防化服等實現。
3、“消”是指對裝備以及人體表面的核生化毒劑和有害物質污染物的洗消和消除,由洗消站、移動式洗消裝置、便攜式洗消器、個人洗消通道等實現。
4、“管”是指對核生化毒劑及有害物質的預警、襲擊危害和二次污染危害的評估,對偵防消設備的指揮控制和工況監督,并做出核生化管制信息報告,由計算機測控網絡、核生化管制系統軟件、網絡實時數據庫等實現。
未來的核生化監控系統正朝著信息多元化發展,監控范圍已經從臨場、近場發展到短程、遠程;設備多元化表現在個人檢測設備和集體監控設備,便攜式設備和固定式設備相結合;傳感器制作工藝日趨低成本化,利于大規模生產;傳感器智能化、接口標準化,運用無線傳感器網絡技術,組建以數據為中心的核生化監控網絡;核生化數據報告增加氣象和地理條件的影響內容;配合核生化防護裝備,構建核生化集體防護系統。
文/鄭健 公安部第三研究所